敬献鲜花　记者　张浩亮　摄　

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　记者　张昊宇　摄　

秋深墨重，霜染太行；千峰垂首，万木噤声。11月3日，在第27个中国记者节来临之际，以“不忘初心担使命 接力奋进续荣光”为主题的红色教育实践活动在左权县举行。活动期间，参与者瞻仰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这座纪念碑是为纪念1942年5月反“铁壁合围”大“扫荡”中壮烈牺牲的《新华日报》（华北版）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社长、中国青年记协北方办事处主任何云等新闻工作者而建，也是国内唯一一座纪念新闻烈士群体的纪念碑。

纪念碑位于左权县麻田镇西山村，背靠千仞绝壁，面向东方。正面镌刻杨尚昆同志题词“太行新闻烈士永垂不朽”，一侧镌刻陆定一同志题词：“一九四二年五月，华北新华日报社社长何云等四十余位同志壮烈牺牲，烈士们永垂不朽。”背面，57位新闻烈士英名密密排列。

80多年前，抗战进入最艰苦岁月，大批热血青年扎根太行，以笔为枪、以墨作剑，宣传抗日、鼓舞军民。1942年5月，侵华日军对太行根据地实施“铁壁合围”：飞机、重炮和化装渗透的野战精锐，对阵百余战斗人员掩护下的文职机关、骡马辎重和手无寸铁的宣传工作者；退路被封锁、行踪被掌握、火力被压制，队伍被压缩在狭窄山岭。《新华日报》（华北版）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社长、中国青年记协北方办事处主任何云等46位新闻工作者在突围战中壮烈牺牲，以生命写下中华民族新闻史上极其悲壮的一页。1986年5月28日，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建成，纪念1942年5月反“扫荡”中牺牲的华北《新华日报》烈士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八路军新闻工作者，共57位。

瞻仰纪念碑后，市委书记刘星说，致敬英烈，就是要缅怀不朽忠魂，弘扬太行精神，赓续红色血脉。这番话，让身为史志工作者的我深感责任在肩。记者节来临之际，我再次翻开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新华社烈士传》，重温牺牲在麻田十字岭突围战中的5位新闻烈士事迹，与大家分享，以铭其志、以寄哀思。我愿以史志为纸笔，让忠魂有传、精神有承、血脉有续，使碑上的名字在书页间继续发声，让太行风骨在后来者的笔墨中生生不息。

何云

华北抗战的向导——何云

何云，原名朱士翘，1905年生于浙江上虞，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青年时期受进步思潮影响，投身农民运动，后赴日本求学，接触马列主义著作。九一八事变后，他毅然弃学归国，投身抗日救亡洪流。1932年《中国论坛》杂志成立后，他担任编辑，参与组织群众抗日游行，不幸被捕。狱中遭受严刑拷打，他始终坚贞不屈，被判处无期徒刑，仍坚持自学外语、团结难友斗争，展现出极强的革命定力。

全面抗战爆发后，何云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先后在南京《金陵日报》、武汉《新华日报》担任编辑，宣传党的团结抗日主张，采写大量战地通讯，鼓舞国统区民众的抗战信心。1938年8月，何云受党组织委派，离武汉赴西安筹办《新华日报》西北版，因国民党阻挠未果。后应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邀请，经《新华日报》总馆批准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何云赴太行筹办并建立《新华日报》华北分馆。他克服物资极度匮乏的困难，带领团队土法上马自制油墨、纸张，用几匹骡子就能驮走全部印刷器材，实现“背着报馆打游击”，于1939年元旦正式创办《新华日报》华北版，后兼任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社长。

他始终坚持“报纸是集体的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的办报理念，制定《战时新闻工作讨论大纲》，推动建立700余人的通讯员队伍，把报纸办成了华北敌后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坚强文化堡垒，得到朱德总司令“一张报纸顶一颗炮弹”的高度评价。1942年5月反“扫荡”中，何云身陷日寇重围，中弹身负重伤，临终前仍叮嘱先抢救其他同志，最终壮烈牺牲，年仅37岁。刘伯承闻讯后痛惜道：“实在可惜啊！一武（左权）一文（何云），两员大将，为国捐躯了！”

黄君珏

太行碧血分外红——黄君珏

黄君珏原名黄维祐，1912年出生于湖南湘潭一个旧官僚家庭。她虽出身优渥，却不恋安逸，15岁便投身革命，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曾在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利用亲属的特殊身份为党组织搜集关键情报，因叛徒出卖被捕后，在法庭上沉着与敌人周旋，保全战友，严守党的秘密。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她在长沙筹办妇女难民工厂，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1939年，黄君珏与爱人王默磬一同奔赴太行抗日根据地，担任华北《新华日报》经理部秘书主任兼总会计师。她凭借扎实的经济学功底，为报社建立起一整套规范的经营管理制度，撰写《关于抗日货币政策的实施问题》等重要文章，为敌后根据地经济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成为敌后新闻战线上不可多得的经济人才。儿子出生仅3天，她就毅然将孩子寄养在老乡家中，全身心投入战地工作。从此，她再也没见过自己的亲生儿子。

1942年6月反“扫荡”中，黄君珏与战友隐蔽在庄子岭道士帽峰顶的山洞里，被上百名日伪军包围。她从清晨战斗到傍晚，击毙多名敌人，弹尽之后，面对敌人点燃的滚滚浓烟，毅然纵身跳下悬崖，壮烈牺牲，年仅30岁。她的爱人王默磬当时身负重伤，隐蔽在对面山洞中，强忍剧痛在深夜敌退后寻回她的遗体，写给岳父黄友郢的信中字字泣血：“夜九时，敌暂退，婿勉力裹伤蛇行，潜入敌围，爬行至该山，时皓月正明，寻到遗体，无血无伤，服装整齐，眉头稍锁，侧卧若熟睡，然已心胸不温矣……与君珏双手相握，不知所往，但觉君珏亦正握我手，渐握渐紧，至不可脱！”信中他写道“吾岳有不朽之女儿，婿获贞烈之妻，概属民族无上之光荣”，尽显革命伴侣的家国大义。

花季少女一英烈——王健

王健，原名王梅蓉，1926年生于河南修武县一个山区村庄，自幼勤奋好学，成绩优异。七七事变后，年仅12岁的她就加入抗日宣传队，改名王健，和战友们走村串户，用唱歌、演剧、贴传单的方式揭露日寇暴行，动员乡亲们抗日救国，成了宣传队里年纪最小却最活跃的骨干。部队转移前夕，她坚决说服前来挽留的母亲，随军奔赴山西，立下“不赶走日本鬼子决不回家”的誓言。

到太行根据地后，王健先后在鲁艺训练班、抗大学习，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快速提升。她先在部队卫生队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后调至华北《新华日报》电务科任译电员，很快掌握全部电码，能快速准确译发数千字新闻稿，多次连夜抢发重要战报，成为业务过硬的年轻译电员。

1942年5月，日寇对太行根据地发动“铁壁合围”大“扫荡”，王健跟随报社队伍化整为零分散隐蔽。6月2日，她和黄君珏、韩瑞一同被困在庄子岭的山洞中。黄君珏跳崖牺牲后，她和战友坚决不向逼近的敌人投降，最终被日寇点燃的柴草浓烟熏得奄奄一息，惨遭敌人杀害，将16岁的花季生命永远定格在了太行山上，用青春践行了自己年少时许下的抗日誓言。

韩秩吾

全心服务的好后勤——韩秩吾

韩秩吾，1903年生于河南修武，11岁才入私塾读书，后毕业于河南省立第五师范学校，返乡任教。青年时代受五四运动影响，他积极反对封建礼教，投身声援工人罢工、驱逐反动劣绅等进步斗争，逐步认清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利用公开身份掩护地下党员脱险，在北平流亡期间系统研读马列著作，坚定了革命信仰。1934年，他在焦作扶轮小学校长任上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学校为阵地建立党的支部，公开向学生宣讲抗日救国道理，组织师生下乡开展救亡宣传，还多次掩护遇险的同志安全转移，培养动员大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全面抗战爆发后，韩秩吾毁家纾难，把家中房屋腾出来安置抗日游击队员，拿出全部存粮支援队伍，甚至变卖衣物从溃兵手中换取枪支，亲手点燃了修武一带的武装抗日烽火。他还凭借广泛的社会关系，推动当地民主选举成立修武县抗日民主政府，巩固了敌后抗日统一战线。在“许河事变”我抗日武装遭受重创后，他随部队转战晋豫游击区，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敌占区，用肩背驴驮的方式运回根据地急需的盐、布匹等物资，保障了军民日常供应。

1940年春，韩秩吾调任华北《新华日报》材料科科长，次年改任总务科长。面对太行山区极端匮乏的物资条件，他凭借多年积累的敌占区工作经验，派人化装成商贩潜入平汉铁路沿线城镇，千方百计采购油墨、纸张、电讯器材和西药等紧缺物资，在几乎没有工业基础的山沟里，保障了机印报纸的正常出版，让华北版《新华日报》以清晰、精美的品相送到根据地军民手中，连日伪方面都对此感到十分惊异。1942年5月，日寇发动“铁壁合围”大“扫荡”，韩秩吾随报社队伍从庄子岭向寺沟转移，在突围途中不幸被敌包围，壮烈牺牲于寺沟村后南凹岩，年仅39岁，用一生践行了“全心全意为革命后勤事业奉献”的誓言。

未敢忘却的怀念——董自托

董自托，原名董锡耀，1910年生于河北威县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刻苦读书，曾在邢台县陶秋阳律师事务所担任书记员，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早年与王亚平、臧克家等进步文化人共同创办党的秘密刊物《蘅英》周刊和《新诗歌》，担任编辑和发行工作，把革命思想传播到冀南广大进步青年手中，还引导身边亲友参与地下读书会，在农村开办平民夜校，向穷苦农民宣讲抗日救亡道理，在当地青年中产生了很大影响。1934年，他因叛徒出卖被捕，关押在保定河北第四监狱，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在狱中，他始终坚贞不屈，坚持学习俄语和英语，还秘密参与组织监狱暴动，带领难友开展对敌斗争。

七七事变保定沦陷时，董自托趁乱从监狱脱险，连家都没回就直接奔赴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受党组织委派到孙殿英部开展统战工作，在复杂的军阀势力环境中稳妥推进党的团结抗日主张。1941年初，因地下工作暴露，加上长期体弱多病，他被调回后方，分配到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华北《新华日报》担任二队队长。他始终带病坚持工作，1942年整风运动中，废寝忘食连续奋战七昼夜，赶印完成22种整风文件，及时把党的重要精神送到太行山区人民手中。

1942年5月，日寇对太行根据地发动大“扫荡”，董自托不顾重病在身，连夜组织全队人员埋藏印刷机器和重要物资，安排大家分批分散转移。当他撤退到西臭水村至五道梁山一带时，不幸被日寇四面包围，终因寡不敌众，在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31岁。抗战胜利后，家人多方辗转打听他的下落，直到1952年才在当地老村干部的协助下，将他的遗骨从牺牲地迁回河北威县故里安葬。

站在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前，57个名字密密排列，何云、黄君珏、王健、韩秩吾、董自托……他们岗位不同、年龄悬殊，却同在1942年反“扫荡”中壮烈牺牲，以热血和生命昭示了“新闻为何、记者何为”。今天，传播格局在变、技术手段在变，但新闻工作者为人民鼓与呼的立场不能变，追求真相、守望正义的初心不能变，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担当不能变。我合上《新华社烈士传》，十字岭突围战中这5位烈士的事迹仍在心头激荡。纪念他们，最好的方式不是只在碑前献一束花，而是接过那支“以笔为枪”的笔：把脚踩进泥土，把心贴近人民，把镜头对准时代，把文字写得有温度、有筋骨、有力量。太行山高，忠魂不朽；笔墨有声，初心如炬。让每一次出发都记得为什么出发，让每一行文字都不负先烈、不负人民、不负时代。

本期人文读本摘选自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新华社烈士传》，内容有删减，由左权县史志研究室张晶综合整理，部分图片为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