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家庭始终是妇女们难以冲破的牢笼。当人们谈晋商庞大的财富时，可知在独特的晋商文化里，渗透着多少女人的艰辛与汗水？她们对于家族商业运作和家庭运转发挥了重要作用，经历了常人难以企及的艰辛。

晋商女杰马太夫人

马太夫人（1798年—？），介休市北辛武村商业巨族冀氏第十七世孙冀定国之妻。

马太夫人出生于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从小酷爱学习，熟读历史典籍，虽为女子，也通文墨、娴诗礼。长大后，她嫁给了北辛武村大财主冀之瑜之孙冀国定。冀国定主持冀氏商务时，在全国各地设有商号100多个，可谓财源滚滚。

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冀国定娶马氏为妻，先后生育8子，加上其他妻妾生的9个女儿，共有17个子女。8子中有3个夭亡，其余5子分别为：老大冀以公、老二冀以廉、老四冀以中、老五冀以和、老六冀以正。马氏教子有方，诸子既勤俭又上进。

马氏嫁到冀家的最初20年，冀家财源集聚，商业规模日益扩大，除在介休、平遥、祁县等本省一些县份开设商号外，还发展到天津、北京、上海、河南、山东、湖北、四川、云南等地，仅湖北一省就有冀家商号70多家。其中资本在十万两以上的商铺有钟盛、增盛、世盛、恒盛、永盛当铺和平遥乾盛亨布庄。

道光十八年（1838年），冀国定由于操劳过度，撒手归西，享年62岁。当时，马氏40岁，最大的男孩冀以公只有十几岁，最小的冀以正才四五岁，诸子均未更事，主持冀家商务、家政的重任就落在了马太夫人身上。

马太夫人从小习文，嫁到冀家后又有冀国定言传身教，懂得了很多经商知识，通过处理诸多事务，很快就对全国各地商号的情况了如指掌，虽“不出户庭，而大辔在手，综理精密”，管理商务并不比冀国定逊色。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湖北、湖南陷入战火之中，而冀家的众多商号，恰好分布在这一区域。马太夫人认真分析国内形势后，果断决定：迅速将湖南、湖北的资金向北方转移，并在北方各地设立商号。很快调回现金60万两，在天津新开设了文盛、广盛、星盛和益盛等一批新字号当铺，大大减少了冀家的经济损失；积极捐资助饷。她曾公开表示，时势如此，守钱欲何为？此吾家报国之时！

她很快命令总号寄信各地分号，竭力捐资助饷。此时全国捐输之议亦起，冀家前后共有六七次捐资，各地商号共捐银数十万两。

从道光十八年（1838年）冀国定去世到咸丰二年（1852年），马太夫人执掌家政14年，凭借冀家雄厚的资财和众多商号，再加上马太夫人的精明强干，冀家增加了巨额财富，马太夫人也随之成为晋商巨擘。

咸丰二年（1852年），马太夫人54岁，冀家五子都已长大成人，最小的冀以正亦及弱冠，都可以独立支撑门户，马太夫人便主持分了家。分家表面上看分散了冀家的财产，实际上对冀家商业的发展是一大促进。首先，兄弟五人都年富力强，正是干事业的年纪，分家使兄弟五人都有了独立自主的经营权，可以充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让他们放手施展才干。其次，冀家的300万两白银直接投入商业经营。过去这300万两白银在马太夫人手中，只是冀家的不动产。兄弟五人分到手后，全部投资商业，发展了新的商号，可以创造更大的财富。因此，这次分家使冀家的商业再度走向辉煌。

由于马太夫人教子有方，主持冀家商务时功德无量，生性节俭，又能平等待人，故世人评价甚高，称其为晋商历史上的一位巾帼女杰。

懿行懿德杨恭人

杨恭人（1847年—1922年），太谷西贺家堡村人。18岁嫁给本地因商致富的武育堂为继室，以孝谨称道于当时。后武家商业遭受困顿，她凭借过人胆识，理财有术，挽救经营，使商业复兴。

太谷武家花园武氏是世家大族，虽历代经商，但多为读书人出身。武育堂只做过介休训导，虽仅为教职，但极有政声。他和杨恭人结婚后，生有五子，而二子少亡。其时，也是武家商业的极盛时期。后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武家在东三省的商业遭受损害。随后八国联军入侵，又使武家在京、津的商业几尽覆没。接着，武家在宣化的商业也亏损了。这一连串的打击使武家经济蒙受了极大的损失，几乎陷入了困境。然而，祸不单行，武育堂亦因积劳成疾于1902年去世。杨恭人在内忧外患的严重打击下，立志固守家业，沉着应对，一方面整肃家风，革除大户人家处处讲阔绰的恶习，亲自操劳，率领全家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勤俭节约、减少开支；另一方面，用家传礼法督教诸子，在9间房子的书院里，聘请老师讲授四书五经，还将儿子送到大城市学校接受新式教育。杨恭人心里明白：要想家业立于不败之地，第一要有人才，第二要有资金，除此之外，别无它策。

杨恭人主理家政后，首要任务就是教育儿子，她按照儿子们的天资禀赋、爱好追求，因材施教。适于求学的，督责他们安于所学，步入仕途；适于经商的，督责他们精通商理，安于所业，开创新的商务。如是者数年，为仕为商都有业绩。

长子炳麟，国学生，继承父业料理家政有方，管理商务入道，他的行止皆遵照杨恭人的指示而为，是“奢者富而不足，俭者贫而有余”的忠实执行者。

三子炳沣，18岁中秀才，四川通判历保知府，钦加四品衔赏戴花翎，后充任吉林官盐采用局总办，绥远省塞北邮包税局局长。民国初担任山西省商会第一任会长，是太谷四大乡绅之一。

四子炳镐，国学生，主要在外地经商，督促商务，协助长兄引领家业。

五子炳虞，宣统乙酉科拔贡，绥远都统署参议，禁烟善后总局坐办，绥远省政府顾问兼禁烟稽查处总办，青岛市税务局副局长。

民国初立，社会动荡，商业又有大的反复，情况错综复杂。武家在缓远平地泉垦荒的“蔚发泉粮食转运站”，经营亏损倒闭，欠了银行贷款，几处商业官司不断。接着，长子炳麟又染病而卒。家里人深怕杨恭人承受不了这种打击。但是，杨恭人出人意料地坚强，将失去长子的哀痛深深地埋在心里，言行中不露丝毫，并且常常说些自强的话，恪守过去的做法，以此激励家人将炳麟未完成的事业继续完成。不久，在外做官的儿子炳沣、炳虞也回到家中，参与商业的经营管理，商业局面开始向好的方面扭转，又一次渡过了难关。

杨恭人一生律己甚严，以身作则，懿行懿德，影响了一代家风。在她守寡的20多年中，能够统领40多口人的大家族，历经艰难险阻，引领武氏商业走向复兴，不愧为晋商女性中的一位杰出代表。2005年，太谷编纂《太谷县人物志》，杨恭人的事迹载入典籍。

眼光卓绝王武氏

王武氏（1854年—1919年），原嫁太谷孟家，清光绪九年（1883年）改嫁著名票号志成信票号掌柜王正国（字燮堂，原是太原人，只身到太谷投身商界），为第五房继室，故称王武氏。

武氏嫁时已31岁，婚后二年，王正国去世，除票号股份外，只留下一个13岁的继子，院子一所、土地若干顷。

丈夫弃世，票号中欠外的要支付，外欠的收不回，渐不景气。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她毅然将王家在志成信票号的股份全部撤出，一心经营农田。她卸掉老板夫人的簪环首饰，亲自下田督率家人辛勤从事农业经营。不到十年，就盖起了高楼大院，购买了大片良田。许多人不理解，对她说：“票号生意赚钱多，又不用劳苦，何必要在土地上打主意？”她说：“票商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的。我丈夫在世时早说过，海关税的征收是中国政府的特权，可如今被外国人夺走了，况且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太后、皇帝被迫西逃，朝内大小官吏只贪眼前小利，地方官员依靠外人拥兵自重，不知道体恤国难。这就说明，皇帝已经和豺狼处在一起了。票号如果仿效这种做法，肯定会给东家留下后患。同治末年，受上海商人的拖累，志成信突显危机，我丈夫苦苦支撑才转危为安。可现在已不能和从前相提并论，我丈夫临终前郑重地把儿子托付给我，我能把这点财产随意丢掉，让死去的丈夫失望吗？我不如将资本转向农业，虽无大利，但图保险。”在那个时代，一位家庭妇女对当前形势分析得如此透彻，决断如此果敢，实属不易。

王武氏持家，坚持物尽其用，杜绝浪费，但对于公益事业却很慷慨。辛亥革命时，太谷军民缺饷，她带头捐出自己的金镯子换取军需，以解燃眉之急。继子王志周长大后，娶妻生子，考取秀才。

王武氏因为有眼光、识大体、治家有方，在当地威望日重。1919年，王武氏去世，享年65岁。王武氏能准确把握时局，根据时局的变化决定经营项目，堪称太谷商业历史上的一位女能人。

明清太谷晋商家族中，不乏巾帼之才，她们为晋商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期《人文读本》参考晋中市史志研究室资料，文章内容有增减，文字由本报记者张颖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