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元

小时候过年，记得父亲有一桩与别人不一样的年愁，那便是写对联。

我们家房屋多，父亲也心细，带门的必贴，另外树上、梯子、兔屋、鸡屋、狗屋都不能少，水缸、面缸、米缸都要贴，“抬头见喜”“出门平安”“身卧福地”“细水长流”“六畜兴旺”“步步登高”样样都有。因此，那些年的年关，父亲总揣着精心备好的礼品，一些鲜鸡蛋或是两包带锡纸的纸烟，有时是一瓶攒了几年的烧酒或是自己舍不得吃的点心，去请村里会写字的先生。

彼时，母亲站在灶屋门口，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总对着我们兄弟姐妹叹口气：“你们念了这些年书，连副对联都写不了。”话音落满灶台，我们都埋着头，一声不吭，那沉默里，藏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窘迫。

当年乡村小学三年级，开了一门叫“火字”的课程。至今我也说不清这名字的由来，只记得老师握着蘸满红墨水的毛笔，在我们的“火字”本上圈点，写得周正的，落一个圆润的红圈，歪扭潦草的，划一道凌厉的斜杠。满纸的红痕，像一簇簇跳动的火苗，“火字”之名，大抵由此而来。

从知晓这门课的那天起，我便悄悄埋下一个念头：一定要练好“火字”，解开父亲的年愁。同窗们每日写一页便搁笔，我偏要练两三页，可笔尖总不听使唤，横不平竖不直，红圈寥寥，斜杠爬满纸页。别人一本“火字”本能用半学期，我三五天便写得满满当当。

攥着写满歪歪扭扭的“火字”找母亲买新本时，母亲总皱着眉问道：“咋用得这么快？”父亲每次回家，总要凑到炕桌旁，看着我握笔的模样，高兴得合不拢嘴。我猜他心里定是欢喜的，他的年愁，总算要散了。

那个年代没有书法兴趣班，无人指点笔法间的奥妙，我凭着一腔蛮劲写了几年，字依旧不见长进。学业渐渐繁重，笔下的火苗慢慢黯淡，练字的习惯，终究还是放下了。

有一年除夕，年味漫了街巷，家家户户的红联都已贴上门楣，父亲才猛然想起还未备对联。他转头看向我，带着几分临时起意的期许：“你不是练了好几年火字？今年的对联，你来写。”我心里咯噔一下，深知自己的笔墨斤两，可不忍拒绝父亲，只能硬着头皮，把红纸铺在木桌上，抖着手落下笔，横撇竖捺不成样子，那一刻，羞愧得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我后来总在想，父亲兴许是想考验我，可笔下的丑字，终究让他的期待落了空。

自那以后，父亲的年愁又回到最初的模样。一进腊月，他便早早备好桌椅，裁好对联纸，泡上茉莉花茶，把中学陈老师请到家里。他守在书桌旁，看着老师笔走龙蛇，墨香绕着红纸飘，待对联写毕，再端上备好的酒菜，殷勤款待。父亲的身影，依旧带着几分求人办事的谦卑。

时光荏苒，岁月流转，老屋的门换了又换，父亲年迈时，对联的事他不再过问，知道有人会办。每年贴好对联后，我总要让他欣赏一番，他会从左到右认真地把对联读上一遍，那股认真劲让我至今难忘，同时也有一个疑问，父亲为什么偏爱那红彤彤的对联？

如今父亲早已离我而去，每当看见街头巷尾的红联，总会想起父亲当年局促的背影，想起我笔下那些歪扭的“火字”，终究没能替父亲卸下那桩年关的烦忧。

父亲的年愁，是旧时光里一帧朴素的剪影，藏着对年俗的敬畏，对儿女无声的期盼。原来世间最深的牵挂，往往藏在这些未完成的心愿里，那些没能化解的愁绪，历经岁月沉淀，都化作了亲情里最绵长的念想，在每一个辞旧迎新的时刻，轻轻叩击着心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