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28027处不可移动古建，如同散落在三晋大地的文明星辰，构成了我国最完整的古代建筑谱系。随着山西古建“出圈”，有531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广为人知，而占比超94%的低级别古建却多藏身乡野、鲜为人知。这些古建有的是村口矗立的老戏台，有的是山间隐现的小庙宇，有的是古朴的老民居，它们虽未身披“国保”光环，却同样镌刻着历史印记。

相较于国家级文保单位拥有稳定的资金支持与专业的管护团队，低级别古建的保护之路，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诸多难题：分布零散，星罗棋布，管护半径大、难度高；产权复杂，部分属于集体，部分归于个人，权责划分的难题常常掣肘保护工作推进；基层普遍面临“缺钱、缺人、缺技术”的困境，有限的人力物力难以覆盖数量庞大的古建群体。

如何让这些“沉默的遗产”免于风雨侵蚀？如何延续小西天这类古建“藏于深闺仍完好”的奇迹？许多乡镇的文物保护担子，一头压在基层干部肩上，一头落在村里百姓的心上。通过建立“省—市—县—乡—村”五级责任体系，山西明确了乡镇副职分管、村两委专人负责的管护机制，每一处古建都有了专属“监护人”。同时，在吕梁、晋中、长治的乡村里，活跃着不少像“杨哥”“王姐”这样的基层文保员，他们或许是村里的老党员，或许是熟悉村情的村干部，每天绕着村里的古庙、戏台走一走，看看屋顶有没有漏雨、墙体有没有裂缝，发现问题第一时间上报。正是这些普通人的日常巡查，让散落在乡野的古建得到了最及时的看护。不少村庄还为古建加装了摄像头、修缮了排水系统、加固了周边护坡，这些接地气的防护措施，正是基层管护责任落地的生动写照。

社会力量的参与也为保护工作增添了活力。自山西“文明守望工程”推行以来，全省已有473处文物建筑被社会力量认领认养，吸引资金5.4亿余元，孝义梁上庄村关帝庙等一批濒危古建在企业助力下重焕生机。这种“民办公助、公建民营”的模式，既减轻了财政负担，又让公众成为文物保护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形成了“保护文物人人有责”的社会氛围。

科技赋能让保护工作更具长效性。山西启动古建筑彩塑壁画数字化保护项目，每年单列2000万元专项经费，对低级别古建进行全面数据采集，为修缮利用提供科学支撑。同时，气象灾害预警共享、病害机理研究、传统建筑材料基地建设等举措，让保护从“被动抢险”转向“主动预防”，元代及以前早期木构古建重大险情排除率已实现100%。

小西天的保存奇迹，正是这种多元保护模式的缩影。这座始建于明崇祯年间的寺院，在成为国保单位前，便依靠历代僧人的修缮传承、地方民众的自发守护得以存续。即便在“出圈”之前，它已通过传统修缮技艺与现代保护理念的结合，躲过了岁月侵蚀，这恰恰印证了“日常养护重于集中抢修”的保护智慧。山西的实践证明，古建保护要因地制宜，国家级文保单位提升精细化监测与专项保护水平，低级别古建可通过责任下沉、社会参与实现有效守护。从应县木塔的实时监测平台到乡村古建的认养模式，从数字化采集到传统工艺传承，山西多元保护思维正发挥日益明显的效果，更好地守护着文明的连续性。（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梁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