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儿岭，一个榆次人熟悉的地名，潜藏着榆次人未必知晓的一段过往。

两千多年前，榆次城在三晋之中、晋阳之旁拔地而起，东郊的猫儿岭古墓群也随之而生。地上城池与地下世界，共同展现出先民们完整的生活轨迹，饱经沧桑，薪火不绝。猫儿岭的古代地层，正如榆次的年轮，为我们一层层揭示出尘封的往事。

远迈秦汉、跨越隋唐，两千年时光倏忽而过，榆次这片土地的底层记忆，就沉睡在这处人烟熙攘的高冈之下，历久而弥新。经过持续不断地考察、挖掘、整理，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当天，榆次猫儿岭墓群出土文物展在晋中市博物馆精彩开展。本期，让我们一同踏入猫儿岭的历史长河，以文字为舟，照片作楫，溯流而上，探寻岁月深处的奥秘，与往昔的时光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榆次之源

揭秘“我从哪里来”

猫儿岭墓群与榆次的城市发展演变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了解猫儿岭墓群离不开榆次上古史的背景知识；另一方面，一座座古墓重见天日，揭开了榆次历史上的众多未解之谜。 通过“榆次之源”，首先来了解一下榆次往事。

绵绵八缚，九曲潇河，尽显山河之秀，孕育文化之魂。从石器时代到晋国霸业，从六卿争权到秦皇一统，榆次在先秦、秦汉的文明草创阶段，不仅确立了稳定的城址，设置了成熟的政区，奠定了地方文化的底色，还在三晋乃至天下格局的剧变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一万多年前，先民的足迹踏上榆次大地，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考古学者在榆次区长凝镇的西长凝村、贾鱼沟村和东赵乡的大发村，先后发现了3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这是榆次境内最早有人类活动的遗迹。这些遗址全部位于城东河流两侧地势高亢的台地上。到了新石器时代以及夏商周时期，榆次境内的聚落遗址逐渐从高地走向平川，如满天星斗般遍布境内，魏榆大地逐渐进入文明的前夜。

榆次最早见于历史记载，与一块“会说话”的石头有关。先秦史书《左传》记载：公元前534年“春，石言于晋魏榆”。

魏榆位于何处？《左传》中没有明确记载。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最早提出，魏榆正是后来的榆次。唐代诗人韦应物也在《送榆次林明府》诗中写道：“邑传榆石在，路绕晋山微。”此后，魏榆作为榆次前身的说法被广泛接受。如今榆次老城西门外的榆石亭，依然铭记着这段春秋轶事。

春秋中期以前，晋国的疆域主要局限在晋南地区，山西中部属赤狄等部族的活动范围。公元前569年，在魏绛的主张下，晋国与无终国通过贸易往来，以货易土，晋国势力进入晋中一带，这也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以和平谈判解决民族纷争的先河，史称“魏绛和戎”。公元前541年，晋国“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太）原。”此役之后，晋中盆地全部纳入晋国范围，成为晋国大夫祁奚的封地。

公元前514年，魏绛之孙魏舒执掌国政，把祁氏的地盘分为七个县，在今榆次西南至徐沟一带设立涂水县，第一任涂水大夫名叫知（智）徐吾。历史地理学界认为，涂水等县的设立，不仅是榆次境内置县之始，也是中国延续两千年的郡县制之开端，在中国历史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到了汉朝初年，涂水县并入榆次县，成为榆次的一个乡。

到了春秋晚期，称霸中原二百年之久的晋国，被智、韩、赵、魏四个卿大夫家族架空，榆次属于实力最强的智氏家族的领地。公元前453年，智氏的最后一代首领智伯瑶拉拢韩、魏两家围攻赵氏的大本营晋阳，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水淹晋阳之战，结果魏、韩两家临阵倒戈，联合赵氏击败了智伯瑶，智伯瑶逃到榆次郭村的凿台后被擒杀。《战国策》中有一句这样的话：“智氏见伐赵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祸也”，说的就是这件事。此后不久，赵、魏、韩三家彻底瓜分了晋国。

晋阳之战是奠定“三家分晋”的标志性事件，而凿台之战则是晋阳之战的终结。榆次因此见证了中国历史从春秋走向战国的关键时刻。智氏虽然功败垂成，但给榆次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庄子乡的神头村据传有“智伯墓”，郭村、六台村等多地曾建有智伯祠。

进入战国时期，“榆次”这个地名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战国文献《竹书纪年》记载：“梁惠成王九年，与邯郸榆次、阳邑。”这是现存的史料中，最早明确出现“榆次”之名。据此可知，最迟在公元前361年前，榆次已经建城。近年来，山西陆续出土多枚战国时期货币“榆即”尖足、方足布。上古时期“即”“次”二字同音，“榆即”正是榆次一名的异写。

当时的榆次，紧邻赵国的大本营晋阳，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战国、秦汉时期的榆次城墙，旧志记载“周二十一里”，相当于今天的8.7公里，规模十分惊人，属于全国同期较大的一座城池，西边到郭家堡，北面抵达石太铁路一线。2014年前后，考古人员在砖窑街等地调查，发现了战国时期至隋代榆次北城墙的部分夯土遗址，大体复原出了早期榆次城的范围。

当时榆次城内的格局与建筑已无法准确复原，不过，在市城区顺城桥北原铁路医院的北侧，出土了一座巨大的战国晚期磉墩。所谓磉墩，就是柱子下面的地基部分。汉代以后，一般在柱子下面安置柱顶石，柱顶石的下面，再铺设砖石砌筑的磉墩，以保障建筑地基的稳定。从磉墩的尺寸来看，这座建筑的体量十分庞大。

战国时期选定的榆次城址，在此后两千年中基本没有变动，这也和猫儿岭的存在有着很大关系。从卫星图上不难看出，榆次城恰好在城东丘陵区与城西平原区的交界地带，距离潇河的出山口不远。正是由于猫儿岭的向南延伸，潇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弯，保障了榆次城两千余年来在雨季不被洪水侵扰。

公元前247年，秦军在名将蒙骜的指挥下，从赵国手中夺取榆次等三十七城，设置了太原郡。不少秦国人陆续东迁至榆次。秦代雷厉风行的大一统政策，在榆次留下了非常鲜明的痕迹。

从猫儿岭出土的随葬品来看，秦国的陪葬品习俗迅速取代了三晋原本的鼎、豆、壶、盘、匜的陶器组合，如带有浓厚秦地风格的茧形壶、蒜头壶等。本次展览中陈列的部分陶盆和陶钵、陶罐上出现了珍贵的“次市”“次亭”印章铭文，这是“榆次市”和“榆次亭”的简称。“市”是官方设置的市场，“亭”是市场管理机构。质量合格的商品，才能加盖“市”“亭”印章，送到市场销售。这类陶文是秦代进行工商管理和征收商业税的历史见证。

汉承秦制。进入西汉，榆次仍属太原郡管辖。随着涂水、梗阳（今清徐）二县并入，榆次一跃成为当时晋中盆地内最大的县，管辖范围涵盖今榆次、清徐、寿阳三个区县。两汉时期的榆次，地域广大、人口繁盛，在王莽统治时一度更名为“太原亭”，彰显出榆次在太原郡内的特殊地位。汉初，登基前的汉文帝被封为代王时，先后建都于晋阳（今太原市晋源区）、中都（今平遥县）二县，长安之风随之东传。在猫儿岭墓群中也罕见地出现了与汉代宫廷相关的器物。

战汉文物

民众日常生活的折射

历史不只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令人遗憾的是，博物馆中常见的精致器物，往往只能代表贵族生活的风雅与高贵，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却成为“被遗忘的人群”。猫儿岭墓群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凭借分布范围之广、出土文物之多、时代跨度之长，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古代中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窗口。出土文物中，尤以战国秦汉器物数量最多、最具代表性。从衣食住行，到耕作征伐，猫儿岭的地下世界，正是战国秦汉现实生活的全方位折射。

猫儿岭位于榆次旧城区以东，东至源涡村，南至潇河，西至中都路，北至王湖村，东西宽约3公里，南北长约5公里，属黄土丘陵地貌。自东向西的潇河在此受到阻挡，经丘陵的东南两侧环绕而去，猫儿岭因此成为榆次城选址的天然屏障。

由于紧邻城池、地势高亢，猫儿岭成为古代榆次城内及周边居民首选的葬地。历代墓群在此层层叠压，时间跨度自先秦至近代，横跨两千余年，为国内所罕见。20世纪50年代以前，原本是荒地的猫儿岭逐渐成为城市建设用地，大量古墓也随之被发现。榆次先民们尘封已久的柴米油盐与悲欢离合，就此被揭开。初步统计至今，猫儿岭墓群历年发现及发掘的古墓葬已达六千余座，出土各类文物数以万计。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服饰制度是华夏礼仪之邦的重要象征。战国秦汉时期是传统服饰走向成熟的阶段，贵族多穿着宽袍大袖、上下相连的“深衣”，头戴冠冕，衣料以丝绸为主。普通民众则穿着便于劳作的麻布短褐、头戴黑色头巾，故而被称作“布衣”或“黔首”。战国中期，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改革，窄领小袖、衣裤分离的胡服风靡一时。胡服束腰须有带钩，猫儿岭墓群出土的服饰类文物，便以青铜带钩数量最为丰富，造型非常精美，反映出鲜明的时代特征。玉环、玉瑗、水晶球、骨簪等精致的饰品，反映了战国至汉代女性的时尚之风。

在古代，男女常见的饰首之物是簪、钗。簪，原本被称为“笄”。在《辞海》中，簪是古人用来插定发髻、连冠于发的一种长针。男子的簪，更朴素实用；女子的簪，则兼具了实用与美饰。早在距今七千年的仰韶文化中，就出土过兽骨做的发笄，它已经具备了后世簪钗的雏形。从人类发展史中可以看到，原始先民们一般都留有长发，有蓄发束发的习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开始用簪的质料来区分地位的尊卑。诸侯、王后、夫人用玉制的，大夫可用象牙的，普通百姓只能用骨质或木质、竹制的。猫儿岭出土的大量骨簪，正是对平民百姓生活的真实反映。

民以食为天，古人的餐具见证了数千年的饮食革命和文化流变。战国秦汉时期民众的主食已经超出了商周时期“五谷”的范围，包括粟（小米）、黍（黄米）、大麦、小麦、稻、大豆、菰米、燕麦、高粱、荞麦等多种谷物。调味品除了常见的盐、酱、饴、蜜、姜、葱、蒜、桂皮、花椒、茱萸外，到了汉代，还有从西域输入的胡椒。汉代人取食的蔬菜种类有百余种之多，著名的品种有葵、韭、藿、薤、葱、菘、芹、藕、笋、瓠、芥、芋等。秦汉时期人们食用的肉类品种——羊、猪、牛、鸡基本与现代相同，此外还有食马肉、狗肉之俗。当时的饮料主要是浆（米汁所制的酸甜饮料）和酒。猫儿岭墓群出土的鼎、豆、釜、盒等炊具，真实反映了战国至汉代民众的日常饮食场景。

战国秦汉时期是中国传统建筑的重要转折阶段。战国以来，由于战争频仍，各国纷纷兴建城池。大城称郭，为居民区，其内为封闭的里和市；小城为宫城，宫殿多为高台建筑，以阶梯形夯土台为其核心。当时的城墙尚无包砖，为夯土筑成。比如砖窑街榆次古城墙遗址上便保留有古代的夯层。秦汉时期，屋面已大量使用青瓦覆盖，质量上乘，有“秦砖汉瓦”之美誉。东汉时期，木构建筑技术与砖制拱券技术发展，鳞次栉比的楼阁取代了夯土高台，砖室墓大量出现。猫儿岭出土的铺地砖、绳纹砖，展示了汉砖的实用性与多样性。特别是有一块印有当时工匠手印的砖，穿越两千年而来，让我们仿佛能触摸到古人的掌纹与脉搏。

榆次为三晋通衢之地，秦代修筑的井陉驰道便途经榆次境内。明清时期，榆次与和顺交界处还设有一座八赋岭关，也叫仪城关，用于查验往来的客商。

马车是古代重要的出行与战争工具。战国以后，战车逐步被骑兵取代，马车的军事职能消退，主要被作为代步和运载工具。车马制度也是等级身份的重要体现，马匹数量与车马器的精美程度彰显着主人的地位，贵族的车马纹饰更是有着严格的规定。战国至秦代是古代青铜车马器工艺的顶峰，榆次猫儿岭出土的车马器组合，虽是民间用具，却也完整再现了秦汉时期车马出行的盛况。

春秋、战国直至汉初，青铜兵器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汉代的典籍中有所谓“五兵”：矛、弩、剑、戈、锻。榆次在先秦、秦汉时期为兵家必争之地，在水淹晋阳之战、赵魏易地事件、秦赵榆次之战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战略作用。从商周时期的祭祀礼器到春秋时期的战士佩剑，再到秦汉时期陪葬的明器，青铜剑的演变不仅体现在剑身形状上，还体现在纹饰和形制的变化上。每一把剑都是那个时代的缩影，记录着历史的变迁。猫儿岭墓群中出土了戈、剑、箭镞等大量随葬的青铜兵器。

礼器是等级与秩序的象征。横跨战国、秦汉的猫儿岭墓群，从礼器的组合到葬俗的演变，显示出时代巨变。除了秦王扫六合的睥睨天下、汉武伐匈奴的壮志凌云，战国、秦汉也是热衷于文化、消费与娱乐的时代。猫儿岭墓群中出土了当时的围棋盘、六博棋盘（已失传）和棋子，为考古人员复原当时的棋类游戏提供了重要依据。猫儿岭墓群出土的经济文娱类文物提示我们，汇通四海的货币、方寸之间的印玺、焚香照镜的浪漫、角抵搏击的激情、投壶对弈的较量，也是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侧面。这些器物所展现出的世间百态，与秦汉昂扬奋进的主旋律共同谱写了2000年前社会生活的华美乐章。

遗珠重现

彰显历史研究价值

越过熙攘繁盛的战国、秦汉，历史进入大分裂的两晋南北朝时期，榆次陷入刀光剑影之中。由于持续战乱、政区变迁、人口流失，猫儿岭的墓葬数量急剧下跌。

西晋末年，以“五胡”为代表的北方民族纷纷在中原建立政权。匈奴刘曜与并州刺史刘琨战于洞过（今潇河），榆次沦为战场。战乱之中，榆次居民四散外迁，县治一度迁至涂水故城，甚至还有大量榆次人南迁江东，在今江苏境内侨置了流亡的榆次县。

396年，榆次被纳入北魏王朝的版图中。自北魏太平真君九年（448年）始，榆次县建置被取消50年之久。同一时期，原在今平遥的中都县迁至榆次城东（城址旧传在今南合流村）。北魏景明元年（500年）恢复榆次县，中都、榆次二县遂呈东西并立之势。北齐天保七年（556年），榆次并入中都，以原榆次县城为新的中都县城。

战国以来榆次的城址范围很大，久经战乱，城中荒芜。隋唐以后，猫儿岭墓群再次成为榆次居民重要的墓葬区，延续至明清时期，然而墓葬规模已经无法与战国、秦汉时期相比。隋朝建立后，于开皇二年（582年）缩小城池，仅保留了旧城的东南角，隋朝以后榆次城的规模就此奠定，直至近代再无大的变化。开皇十年（590年），中都复名为榆次，榆次的历史自此迈向新的阶段。

唐宋至明清，猫儿岭墓群进入第二个高峰期。各类墓葬中，以流行于宋金至明初的仿木结构砖雕壁画墓最为精美。墓室整体模拟了世间的真实生活，随葬器物大多是墓主人生前使用之物。仿真的墓室环境加上琳琅满目的生活器具，展现出历代物质生活的精彩画面，让我们能遥想千载之前的流彩华光。

在猫儿岭出土的众多文物中，墓志铭与买地券无疑是历史学者极为关注的研究材料。通过这些深奥的文字，可以穿越时空，了解千百年前榆次人平凡而别样的人生。“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这些墓主人在史书中大多没有留下记载。他们是谁？他们曾有过怎样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也许答案就隐藏在这些冰冷的石刻之中。

猫儿岭古墓群是怎样发现的呢？这与近代榆次的交通建设密不可分。

民国《榆次县志》记载：“清末修铁道时，开一古墓，内圹纯以白石筑之，画红彩花纹。因无刻志，不知谁何，乃掩之。又修汽车道，掘得瓦器多种。有一罐内贮谷麦，色皆黑，识者谓是汉物，外黑白瓷器则均宋物……送之省垣图书馆存储焉。”当时车辋常家所购藏铜剑、李馨国所购藏铜鬲，均系猫儿岭古墓所出。可见在清朝末年，猫儿岭古墓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出土文物被一些富商大族所收藏。

到了20世纪，随着铁路和公路的建设，沉寂的猫儿岭古墓群重现光明，彰显出全新的历史研究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工作。随着基本经济建设的开展，猫儿岭墓群的神秘面纱逐渐揭开。1954年，科学、严谨的考古勘探发掘首次在猫儿岭展开，围绕墓群的保护也提上日程。时至今日，猫儿岭墓群的发掘保护工作已走过70年历程。

晋中市博物馆展厅内展出的明代正德三年的砖室墓，是近年来猫儿岭发掘的明代纪年墓，在城东的大东关出土，工作人员将其整体切割搬运回馆里入藏。展厅里陈列的另一座墓葬也是切割搬运而来，出土于顺城桥原铁路医院南侧，有意思的是，出土时，墓主人是清代葬入，可墓葬形制却是金元时期。

下面，让我们一起看看猫儿岭文保工作大事记——

1954年，在榆次市东北郊工程中，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调查发现有汉代夯土城墙，并清理4座汉代墓葬。同年，在新华砖厂一带进行勘探。

1955年，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猫儿岭地区发掘清理明代砖雕壁画墓1座，墓主为齐伯旺夫妇。这是对猫儿岭古墓葬的首次科学发掘与研究。

1956—1957年，山西省文物普查后，省人民委员会公布猫儿岭墓群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在打靶场（今和平壹号小区）设立保护标志。

1965年，省人民委员会将猫儿岭墓群调整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971年，在山西锦纶厂建设工地，省文物工作委员会钻探出古墓100余座，发掘秦至汉初墓葬7座。

1977年，榆次一中挖防空洞时发现秦代铁权1件，嵌有秦始皇廿六年铜诏版，现藏于省考古研究院。

1981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后，榆次市人民政府将猫儿岭墓群重新核定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初步划定了保护范围、重点区域和控制地带，设立保护标志。

1981年，榆次市文物管理所成立。此后，先后更名为榆次区文物管理所、榆次区文物所，为猫儿岭墓群的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4年春夏之际，震惊全国的文物破坏案件“猫儿岭事件”发生。原榆次市政府在拓通猫儿岭公路（顺城东街）、建设“十里长街”工程中，未经文物行政部门批准，动用大型机械盲目施工，使235座古墓葬遭到严重破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原榆次市文物管理所所长张云龙积极奔走呼吁，引起中宣部、国家文物局和省政府、晋中地委的高度重视，道路施工被叫停。1984年夏秋，山西省文物局立即部署组织猫儿岭考古队，对现场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钻探出不同时代的墓葬235座，并对其中186座战国、两汉和清代墓葬进行了发掘。

1986年，省人民政府将猫儿岭古墓群恢复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87年，在晋中财政局基建工地发掘较大型的西汉早期墓葬1座。

1988年，在铁三局二队中间工地抢救清理唐代纪年墓1座，墓主为王约。

1992年，在自来水公司西侧发掘战国时期的积石墓1座。

1993年，在榆次市开发公司工地发掘西汉时期的积炭墓1座。

1994年，在晋中电业局基建工地发掘东汉砖室墓1座。

1995年，为配合山西锦纶厂的基建工程，榆次市文物管理所抢救性地发掘战国、西汉和清代墓葬13座。

1998年，为配合榆次东外环公路建设工程，榆次市文物管理所发掘战国、西汉和清代墓葬40座。

2003年，为配合晋中市体育馆建设，省考古研究所、市文物局在小王湖村发掘西汉早期至三国曹魏时期古墓葬199座。

2005年，晋中市考古研究所成立，为配合城市基本建设，积极配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开展猫儿岭墓群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

2014年，为配合羊毫街小学新址的建设，省考古研究所发掘清理战国、汉、宋金、明清时期墓葬34座和明清时期砖瓦窑1座。

2015年，为更好地解决城市建设与猫儿岭墓群保护的问题，市政府委托省考古研究所大遗址规划保护考古研究部，启动了猫儿岭墓群文物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

2015年、2016年和2018年，为配合羊毫街棚户区改造工程（现晋丰一品小区），省考古研究所和市考古研究所陆续发掘西汉、宋元、明清时期墓葬18座。

2016年，为配合东都小区住宅项目的建设，省考古研究所与市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战国末期至西汉初年、明清时期墓葬27座。

2016年，晋中市博物馆成立，2018年正式开馆，为猫儿岭出土文物提供了更好的保管场所和全新的展示平台。猫儿岭墓群出土的部分精品文物在市博物馆三楼“岁月风采——晋中历史文化陈列”常年面向公众展示。

2018年至2019年，由榆次区文化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晋中市博物馆和榆次区文物管理所承办的“魏榆光华——榆次猫儿岭墓群考古出土文物展”在市博物馆举办。这是猫儿岭墓群出土文物首次以专题形式向公众集中展示。

2020年至2021年，由晋中市博物馆、晋中市考古研究所、榆次区文物管理所联合主办的“束带矜庄 犀比玎珰——晋中市出土带钩艺术展”和“猫儿岭墓群出土精品带钩展”先后在阳泉市博物馆、邯郸市博物馆、晋中市博物馆巡展。

2020年，市考古研究所与市博物馆合并，组建晋中市博物馆（晋中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中心），壮大并优化了我市文物保护力量，继续为猫儿岭墓群的保护贡献力量。

2025年，“岭上遗珠·光耀涂川——榆次猫儿岭墓群出土文物展”开展，向广大市民全方位展示了榆次早期历史的进程与猫儿岭出土文物光辉灿烂的风采。

两千余年的历史倏忽而过，榆次还有许多未解之谜，留待我们进一步探索。猫儿岭古墓群正是解开历史谜题的一把钥匙。今日的猫儿岭，已经成为繁华的市区所在，秦汉气象、唐宋风华、明清往事，早已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然而，我们家乡的名字，来自于先秦；我们城市的位置，继承了战国以来的城址；我们的百里山川，是秦汉榆次县广袤辖境的延续。岭上遗珠，光耀涂川。两千年来那些遥远的先民，和当代榆次人依旧血脉相连！

本期内容由本报记者闫淑娟根据晋中市博物馆提供的素材整理，图片均为榆次猫儿岭墓群出土的文物，由通讯员韩锐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