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晋中晚报时间:2025-03-14
张煊,字葆光,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生于介休。明崇祯元年(1628年)中进士,曾任直隶卢龙知县,后升任陕西道监察御史,成为明朝都察院所属陕西道的主官之一。
“铁面”,是人们对张煊的尊称,也是对他毕生勤于政事、勇敢直言、克己奉公、廉洁从政的褒奖。
张煊生于介休城内北街一户普通人家,父母省吃俭用供他上学。张煊入私塾、拜师尊、苦读书,于1624年中举,1628年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
张煊入仕伊始,由于做事认真、不徇私情,很快在同时期官员中崭露头角,常被朝廷指派前往河南、山东等陈案、积案较多的地方巡察。每经一地,张煊都深入基层核查实证,收集第一手资料,对案件做到了心中有数、下手精准。在巡察期间,张煊针对朝廷的决策漏洞和地方官员在执行过程中暴露出的弊端,结合自己的真知灼见,写成奏折向朝廷反映。这些意见都来源于基层官吏和普通百姓,贴近实际,每每都得到朝廷的采纳,还有一些意见得到了皇帝亲批,并转化为朝廷决策下诏推行。
由于张煊的奏折直击时弊,阻碍了少数贪腐者的生财之道,这些人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特别是当朝大学士陈演,更是将这个初出茅庐的后生视为潜在威胁。陈演善于投机钻营,为人尖酸刻薄,看到张煊经常被皇帝表扬,生怕这个“老醯儿”有朝一日成为自己仕途的绊脚石,便时不时地向张煊下黑手。明崇祯五年(1632年),陈演以徇私枉法、草菅人命等若干毫无实证的罪名将张煊逮捕下狱,并流放充军。
数年后,张煊遇上朝廷大赦天下的契机,离开了边关,带着满身伤痛回到家乡。在他的眼里,介休的蓝天、白云总是那么纯洁无瑕,一砖一瓦那样温暖贴心,每一句乡音都甜美柔顺。蓦然回首,关城还是他儿时见到的模样,只是土城墙经过长期的风雨侵蚀已经伤痕累累、斑驳陆离,就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眼前的一切让张煊夜不能寐、食不甘味,经过深思熟虑,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初春,张煊奋笔疾书,洋洋洒洒数千言上奏朝廷,有理、有据、有节地陈述了介休关城的现状和重修城墙的重要性,从战略决策、维护治安等方面建议朝廷拨专款修筑城墙。朝廷收到他的奏本后,派出官员到介休考察,决定由山西衙门和介休民间各出一部分款项修筑城墙。张煊带头捐资,用于前期施工。在他的感召下,介休城内的商贾纷纷响应,钱庄票号慷慨筹银,普通百姓出工出力……在修筑城墙的4年中,张煊只要人在介休,就风雨无阻地到工地上巡察,哪一块砖没有砌正,哪一条缝没有勾匀,他都仔细查究、一一过问,民众无不为之感动。在官府和民众的共同努力下,3000多米长的关城砖墙全面竣工,介休城有了一座坚实的安全屏障。
清顺治元年(1644年),经过几位正直的官员举荐,张煊被授河南道监察御史,3年后兼任浙江道监察御史。御史,是中国历史上执掌监察的官员的泛称。清朝沿袭明制设立十五道为都察院的驻地方监察机关,主要监察地方官员的不法行为。御史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官方邪正,有关国计民生之大利害者,皆得言之”,具有“先斩后奏”的权力,对六品以下的官员可以直接处理。但是,御史这个职务的品秩并不是很高,而他们参劾的官员往往品阶高、权力大,御史参劾不成反被诬陷查处者比比皆是。面对同僚的境遇,张煊在清顺治六年(1649年)上书朝廷:“各级地方官吏时有盘剥百姓之事,而督抚等长官总是徇私情保护他们,御史参劾这种包庇行为是职责所在。请求朝中大臣对此展开公议、形成压力,不能让忠于职事的御史动辄遭受打击报复。”这样言辞尖锐的直谏,矛头直指官官相护、党同伐异的官僚阶级。顺治皇帝反复思考后认为,张煊的提议上对朝廷反腐倡廉有利、下对御史开展工作有益,欣然准奏,颁发谕旨:“即日起只对挟私仇诬陷他人的御史予以夺官治罪。参劾时带有浮夸之词但不构成诬陷者,不得直接交刑部论罪。”一道谕旨为御史松了绑、解了套,大家都可以放开手脚查处案件了,张煊“铁面”的尊号也被叫得越来越响。
清朝顺治时期,许多八旗武将在战事结束后担任地方官,其中大部分不熟悉地方政务,习惯沿用战时治军的办法料理地方事务,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张煊发现这个问题后,于清顺治八年(1651年)上奏朝廷:“文武全才十分难得。近年来,有人以武官改任督抚,恐怕他们对国家政体和民众疾苦未必知道,请让他们归还本职吧。”他还进一步说道:“官员贪污犯罪,多是委托下级代收,但遇到赦免都恢复原官。建议赦免时,将所有涉及者降级处理,然后调补闲职;本应罢官者,勒令退休。”一石激起千层浪,满人中战功显赫的皇亲国戚对张煊十分仇视。然而,张煊说出了顺治皇帝想说而不能说、想办又不敢办的事,允准撤销一批满人的督抚职务,接回北京供养。
张煊深知,监察御史这个职务,官阶不高却责任重大,上要对朝廷负责,下要为百姓分忧,容不得半点私心,揉不进半粒沙子,一旦监察队伍中出现“内鬼”,将破坏这支队伍的整体形象,对当事人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清顺治八年(1651年),正值朝廷对官员进行三年考核的时候,张煊担任主官,发现了李道昌、王士骥、金元正、匡兰允、李允融五位御史在各地巡察时严重失职的问题线索,毫不留情地进行参劾。经过都察院官员甄别核查,张煊所奏句句属实,害群之马被清理出监察队伍。
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张煊列出官员陈名夏结党营私、擅权受贿等罪状进行参劾。这时,顺治皇帝刚好外出狩猎,巽亲王满达海召集张煊与陈名夏当堂对证,张煊摆出铁证,陈名夏的罪名被坐实。谁知,顺治皇帝还朝后听信谗言,又命吏部尚书谭泰重审此案,平素与陈名夏多有勾连的谭泰颠倒黑白,诬陷张煊所奏不实,将已经审结的案件翻了过来。张煊被逮捕入狱,含恨而死。次年正月,谭泰因结党营私、收受贿赂败露而获罪,顺治皇帝调出张煊的奏折重审旧案,亲自裁定陈名夏罪名成立,为张煊昭雪,赐太常寺卿,赐祭奠并厚葬。
张煊,这位“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的铁面御史,得到了历史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