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慕青

一

六岁那年，跟着大人去平头大队看电影《成昆铁路》。一晚上，我紧紧守着公社文化站放映员二俊，看他动作娴熟地给电影胶片倒带，看他变魔术般放幻灯片。

电影散场了，幕布下了，喇叭装箱了，灯也关了。“突突突”“突突突”，眼看二俊一骗腿跨上摩托车要走了，我忽然喊了一嗓子：“我们跟他走。”大人赶忙拉住了我，好说歹说才把我劝回家。

我人随着大人回了家，心却跟着二俊飞走了，飞到了一个我说不上来的地方。随着年龄渐长，我和小伙伴们隔三差五，帮二俊挂幕布、安机器。有时赶场子，一晚上要跑两三个村子。那几年，我们跟着二俊走遍了大半个平头，度过了一个个美好而难忘的夜晚。

后来二俊参了军，考上了军校，成了鼎鼎有名的大画家。崇拜的二俊看不到了，少年的我每天望向东方，望向二俊的北京。这种感觉和看《成昆铁路》时不一样，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诗和远方。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一个山村小孩的心灵被一个文化站电影放映员无意间放大了，飞起来了。小孩后来吃了许多生活的苦，但一想到电影放映员二俊，他总能从种种不幸和苦难中走出来。

二

前脚走出校门，后脚走进校门。我不得不面对和忍受社会的无数次毒打和摩擦。十年寒窗苦读，我终于还是向生活举起双手，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模样。

但我毕竟还有着自己最后的倔强，步二俊后尘是不可能的了，但我决不会轻言放弃，让二俊看不起。再说《城市与“勇敢的野牛之血”》的作者、大诗人潞潞不也是从寿阳文化馆走出去的大才子吗？潞潞在一篇诗论中也曾说过：波德莱尔说诗人是城市的拾荒者。夜深人静时分，诗人捡起生活废弃的垃圾，一路收集着失败。我心中巨震：即便这个世界抛弃了我，我还可以做一个诗人，像波德莱尔、潞潞一样的诗人，一个“无用之用”的诗人，怎么能轻易认怂呢？

一个夏天的早晨，我在假期补课的间隙百无聊赖。忽听身后传来一阵软软的童声：“老师，文化馆白馆长来了。”我身子一震，背脊有股触电般的酥麻。我机械地回过头，看到一个脸色黧黑、笑容比阳光还要灿烂许多的中年人，推着一辆四成新自行车，稳稳站在我面前。我忽然有点莫名的委屈，忍不住想哭。我最终遏住了想哭的冲动，就这么傻站着，竟没把白馆长往宿舍让一让，也没给他倒杯白开水。

白馆长似乎见惯了这样的场景，从我激动的脸上，他读出了我表情后面隐藏的内容。他从随身背着的挎包里，细细掏出几本薄薄的书，郑重地递到我手中。我双手接过书，低头看是《真情集》 —李春德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集子里收了我一首小诗《纪念碑抒怀》。

曾几何时，我越来越活成了自己不满意自己的那个人。这本集子让我瞬间有了种向新而生的冲动。我紧咬着自己的下嘴唇，俨然长征路上会师的红军队伍领导人，向白馆长伸出了手。

“好好干！”时隔30余年，白馆长轻轻说出的三个字，至今仍在我的耳畔轰响。

三

人生之路继续向前，我终于迎来了我人生长征的“大渡河”“腊子口”。

2020年除夕前夕，好友福明馆长和我微信视频，想策划一个云上春晚。我却显得有点信心不足，认为当下没必要高调宣传。福明毫不客气，将了我一军：“亏你还是一个媒体人，越是形势严峻的时候，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抓好文化宣传。”

我知道福明是对的，人的一生就是一场两万五千里长征，既然是长征就免不了战斗。身为媒体人，就要以纸和笔墨为武器，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发声。于是我答应了福明的邀约，撰写了诗朗诵《我想约你 走在寿阳的春天里》，向每一个争分夺秒、抢救生命的勇士深深致敬。节目播出后，山西省群众艺术馆主动联系县文化馆上传播出，在更大范围、更广阔空间中，引起强烈反响。

2023年9月，全国“四季村晚”舞台。一首大气磅礴、热情奔放的诗朗诵《寿阳颂》，再一次把一个绿水青山的寿阳、健康宜居的寿阳、厚德仁孝的寿阳，鼎力推介到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面前。

诗以人传，人以诗名。此时此刻，我似乎得到了缪斯女神之吻，远比想象中意味深长，令我怦然心动，热泪飙飞。

四

2024年清明过后，一场春雨洗去冬日的残迹，不远处的鹿泉山云海苍茫，恍若人间仙境。山脚下国保文物福田寺一侧，一座气势恢宏的艺术大厦——邢俊勤美术馆正加紧施工。作为平头镇的文化地标，美术馆将以丰富的艺术内涵和前卫的建筑设计，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提供一处别具一格的文娱场所，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艺术角落，感受艺术带来的无限可能。

从小就崇拜着你，长大后没能成了你，老来希望还能跟着你，在更高的文化层面，认识和疗愈自己，逐渐走出小我的阴影和藩篱，走进文化寿阳明媚的阳光里。

慨然回望50多年文化长征路，我禁不住心间喃喃自语。和当年的二俊，如今已是名满天下的大画家邢俊勤并肩站在一起，把目光热切地投向美术馆、写生基地、福田寺，投向对面的傩文化馆，投向不远处的鹿泉山，投向山那边更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