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中市委党校 耿剑利

调查研究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从实践到认识，只有通过深入实际的调查，才能获得丰富的感性材料；只有通过科学的研究分析，才能实现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而理论回到实践中去，也要通过调查研究，使理论与客观实际相结合，真正指导实践。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从调研中了解实际、发现问题、寻找规律，在调研中孕育新思想、谋划新战略、形成新措施。

一、调查研究是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途径

首先调查研究彰显为民情怀。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为中心，首先就要去解决老百姓的问题。党中央把它放在民心的高度去考虑，民心是人心的向背，是最大的政治。习近平总书记讲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要夯实党的执政基础，从守江山这个角度去考虑，就要为老百姓解决问题、去办实事。而调查研究是联系群众、为民办事的过程，通过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真心实意地与群众交朋友、拉家常，了解群众在想什么、盼什么，最需要党委政府干什么。领导干部在调研过程中联系群众、建立信任，提升党和政府公信力。第二，开展调查研究就是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是群众路线的主要载体，也是群众工作法的具体途径。革命的力量、建设的智慧、改革的动力都蕴藏在人民群众中，无论是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包产到户”，还是浙江诸暨枫桥镇的“枫桥经验”，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开展调查研究将“人民之力”汇聚为“中国速度”的磅礴伟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拜人民为师，甘当小学生，特别要多交几个能说心里话的基层朋友，这样才有利于了解真实情况，才有利于把工作做好。”他一再要求党员干部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事实证明，党员领导干部只有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经常扑下身子、沉到一线，才能把情况摸实摸透，才能使党的各项决策部署更好地集中民智、体现民意、反映民情。

二、调查研究是党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科学方法

调查研究代表社会科学的实证精神植入了现代国家的政治实践中。国家治理从议程设置，到决策、执行，最终到评估和反馈，都需要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之上。第一，调查研究是制定政策制度的前提。在党史当中有两句非常重要的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要保证政策的正确性和制度的科学性，必须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是经历了43天和34个部的同志谈话形成的，习近平总书记是在对浙江考察发现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生局部断裂后提出的“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重大战略任务。第二，调查研究是政策制度贯彻执行的保障。政策实施后要跟踪反馈，发现问题，及时调整完善，推动各方面的工作在基层落地，必须通过调查研究才能做到真实情况了然于胸。我国试点工作制度，政策先行试点，然后通过对试点地区开展调查研究，充分发挥调查研究的规范、矫正作用，再提炼总结经验，由点到面、全国推广，确保政策制度落实落地。第三，调查研究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途径。我们党通过调查研究去洞察政策制度贯彻执行的效果，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将调查研究成果切实转化为推动难题破解、优势转化的实际成效。比如脱贫攻坚，习近平总书记先后7次主持召开中央扶贫工作座谈会，50多次调研，走遍了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发挥党的领导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全国一盘棋，最终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可以说，调查研究贯穿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全过程，不断推进治理效能的持续正向发展，推动中国之治进入新阶段。

三、调查研究是党实现伟大自我革命的重要法宝

任何一个政治集团，一旦缺乏调查研究，就会出现领导作风偏离，陷入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要避免这些不良作风，形成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就必须深入实际中作实实在在的调查研究。在党史中，我们曾多次发起全党范围内的调查研究之风。1941年，针对如何引导全党深刻认识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如何找到并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锁钥”，毛泽东从调查研究入手，在党内集中开展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1941年大兴调查研究成为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历史映照现实，在新征程中仍然需要用好调查研究“传家宝”，练就调查研究“基本功”。近年来，文件照抄照搬式形式主义屡见不鲜，公文抄袭的背后，是一些地方落实中央精神不注重实效，仅仅形式主义地以发文件落实工作，而不是真正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分析问题、提出对策，造成中央精神在贯彻过程中信息传递的机械化，很多政策低效甚至无法执行。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二条增加“脱离实际，不作深入调查研究，搞随意决策、机械执行”违纪情形，就是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把严的纪律要求贯穿自我革命的全过程，推动党员干部自觉形成重视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从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