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中市委党校 丰国如

纵横九万里，辉煌五百年的北方最大商帮，曾经创造 “汇通天下，富甲天下”的商业奇迹的晋商，为何在清末民初急剧衰落，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呢？对此，大家莫衷一是，众说纷纭。搞清楚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搞好金融业、抵御金融风险和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清道光三年，山西平遥雷履泰创立日升昌，日升昌一经创立，业务量就猛增，极盛时期的平遥票号，控制了超过全国一半的白银流通，兑银总数高达4亿两白银，每年股东分红的白银就超过了5万两。随后山西其他地方的商人也开始效仿，建立自己的票号，形成了平遥、太谷、祁县三足鼎立的票号格局。晋中成了帝国的金融心脏，而花无百日红，庞大的商业帝国在清末民初的十几年里，就盛极而衰，这期间它到底经历了什么？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清王朝的国门，海上贸易额大幅上涨，使得北亚丝绸之路的地位极大降低，晋商由此开始衰落。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植茶公司逐渐向机械化过渡，促成了印度茶叶产业规模化发展，对中国的传统产业茶叶行业产生重大冲击。到19世纪末，中国茶叶出口量已不到世界茶叶总出口量的8%，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茶叶出口量仅占市场份额的5%。由于茶叶贸易是晋商的重要收入来源，中国在世界茶叶竞争上的失利，使晋商损失巨大。而晋商票号没有实体产业的支撑，也逐渐脱实向虚。随着两次工业革命的完成，世界商贸体系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晋商“东伙制”的传统宗族制经营模式具有强烈的家族企业性质，削弱了晋商的内部竞争机制。

晋商守成求稳思想严重，晋商财东和大掌柜们身居乡野、孤陋寡闻，固守传统经营模式，蹲守山西大本营，没能开眼看世界，没能与时俱进，其传统的行会式的商业模式难以适应时代的变化。晋商官商结合的垄断经营方式，也无法适应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晋商虽然也曾借鉴过股份制企业的某些做法，但晋商未能抓住历史机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无法改变它被历史所淘汰的命运。

当然，晋商票号也曾尝试各种转型，比如，1897年，清政府提出与晋商合办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1903年，袁世凯的天津银行邀请票号参加，1904年大清户部银行筹建邀请晋商入股。1908年，户部银行改组，再邀晋商入股，以及后来蔚泰厚北京分号掌柜李宏龄筹组晋省汇业银行，但山西票号都拒绝了，其转型以失败告终，终于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而鸦片战争隆隆的炮声震醒了东南沿海，身处内陆的票号却无动于衷。随着洋商洋枪洋炮而来的，还有西方商人的经营方式让东南财团大开眼界，中国东南沿海的商人开始效仿洋人办厂积累工业资本，而山西商人却还在墨守“以末致富，以本守业”的成规，买房置地，成就了座座山西大院。是什么蒙蔽了晋商的双眼，可能是过去成功的经验，可能是清政府给予他们的红利，可能是固步自封的迂腐思想，当然更可能的是缺少改革进取的决心，晋商如此，票号如此，人人亦是如此。

山西票号业未能自觉地走在时代的前列，而是被现代银行业所替代，这是历史的必然。人们不会低估雷履泰首创票号的历史意义，也不会低估李宏龄革新的意图，但更应该看到它的沉沦的历史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