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中市委党校 吕 霞

山西省地处太行山脉，又有黄河穿过，历史上曾出现了无数位英雄豪杰。晋商最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结合多年的发展逐步成熟，在明清朝代达到了历史的巅峰。八大晋商一般是祁县乔家、榆次常家、太谷曹家、介休侯家、祁县渠家、临汾亢家、介休范家和太谷孔家，除临汾亢家外其余均在晋中。晋商首创了中国历史上的票号。“票号”是当时商人通商的一种方式，商路遥远，汇通天下，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山西平遥的日昇昌，便是中国票号的始祖，也是中国现代银行的开山鼻祖。晋商为什么会在封建社会的桎梏中创造出如此匪夷所思的商业奇迹和经营神话呢？其中中华传统文化的浸润功能和提升作用至关重要。

一、树大叶茂，必为根深。一棵树成长得怎么样，根上找原因。同理，任何一种事物的发生和发展，都可以从文化上追溯到根据、理由、动力和原因。晋商在山西的出现也是这样。被尊为商业鼻祖的陶朱公——范蠡，与陶朱公齐名的猗顿，他们二人的经商思想与商业成就都与山西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在范蠡和猗顿之后，还有司马迁盛赞的晋人魏国大商人白圭和赵国大商人郭纵。此外，以“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而名世的帝舜，在商业意识和财富认知上的创举；用“轻关易道，通商宽农”而励商的晋文公，在通商管理和营商导向上的突破；作为改革家魏文侯之智囊的段干木，在商业政策和经营推介上的贡献等，都是晋商所特有的地域文化根脉，同时又是华夏文明在其商业板块上的历史印记。这些足以说明，晋商所拥有的商业文化资源之富厚、商业文化源流之丰沛、商业文化根脉之久远。

二、以文促商，利以义制。中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基本上是以儒家文化为轴心形成了特定的精神导向与意识主宰，晋商文化就是在这一大文化背景下形成和产生的。晋商的出现，以及与文化的关系，就是对传统文化精神、文化智慧、文化伦理、文化道德的高度崇拜、自觉接受、传承转换和在实践中凸显、应用的过程，晋商不仅秉承了许多其文化祖源的商业理念和经营之道，而且有许多驰名晋商本身就是在文化上颇有建树的智者加儒者，如太原晋商王惠的先祖是《四部备要》和《万有文库》的作者王琼；商名远扬的王家、范家、曹家、渠家等都有一人兼商、官、儒和学、仕、贾于一身。500多年轮番致富的晋商何止成千上万，但其中绝没有不涉及文化和教育的晋商家族。再如蒲州晋商王现用“义”——“商”——“利”三环一体阐释了“儒”与“商”、“义”与“利”的因果逻辑关系，提出“利以义制”；范世逵主张“奇货可居”、“人弃我取、独辟蹊径”，同时必须体恤乡民；等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他们 “以义制利”，他们有着自己的商业伦理道德。他们不是一毛不拔的葛朗台，他们修路、建桥、办学……他们用成就证明自己是“小富靠智，大富靠德”的大商。

三、汇思于理，集成于事。就任何社会形态中的任何构体而言，经济和文化始终都是互为依托、互相促动的两只翅膀。经济是社会构体的形骸与脉理， 文化是社会构体的灵智与神韵，只有这二者在互补、互动、互促、互济之中同驱共进，这个社会构体才会在充满竞争力和创造力的社会形态中具有持久的活力、魅力及影响力。晋商就是这样一种经济构体，他们毫不掩饰对经济的执着和占有欲，同时又挣钱有“道”、舍利积“德”、以仁处世、以义交友。晋商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思想、精神、学术和理论在赋予晋商以生命光彩的同时，也极大地激活了晋商自身所蕴藏的创造力和进取力。真正凝聚和体现晋商文化的每一位从事商业事务的山西人，对辛辛苦苦挣来的钱，绝不炫耀富贵和奢靡度日，而是坚守恭谨的做人原则，奉行节俭的生活理念，除了用于扩大再生产经营之外，就是扶危济困和投向社会公益事业，或者在桑梓之地建造学校、宅院和祖祠之类的永久性建筑物。晋商文化极其广泛、极其深刻地渗透在晋商这一庞大商业群体的细胞之内与血脉之中，并镌刻成为他们内心的一种公共意识和共同追求，使晋商的生命历程比发展势头一度相当强劲的徽商还延长了几近 200 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化的力量，文化的作用。

由此见，“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晋商文化历久弥新的灵魂，积淀着包括晋商在内的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晋商文化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熠熠生辉的根基，是包括平遥古城在内的晋商文化遗产的悠远文脉渊源，闪耀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时代精华，昭示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根之所系、脉之所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