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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说:想象力、控制力与叙述张力综合的庄严写作

——读“刘海红、沈良明、李军民小小说30篇”杂谈

来源:晋中日报时间:2022-03-14 17:06:58

□ 马明高

介休的文友李军民是一位十分热爱小小说创作的文学志士。2019年5月25日,由他倡导并精心组织,在介休市作协和山西焦煤汾西矿业文学协会的大力支持下,在介休张壁古村成立了“山西介休汾矿小小说沙龙”,并邀请河北作协副主席、《小小说选刊》主编杨晓敏,山西作协副主席、《山西文学》主编,以及全国知名小小说作家秦俑、袁炳发、于双慧,小说作家、《乡土文学》主编杨凤喜等到会做讲座,进行指导,很快在介休市特别是山西焦煤集团汾西业形成了创作小小说的良好氛围。到明年5月就三年了,究竟成效如何呢?军民君把他和刘海红、沈良明三人这三年在省级以上公开报刊发表的30篇小小说,汇总装订成册,转交给了我。让我看看后,写点关于他们小小说创作的东西。

据我了解,这三年来,除李军民、刘海红、沈良明在省级以上公开报刊发表30篇小小说外,王晨、葛东兴,白树萍、刘平生、李光强、李根、罗菲,傳秀萍、王瑞凤、郭青珍、赵梦姣、任光一、王渊科、张孝银、宋淑玲、钮亚峰、李怀香、张林生、李光华、张韶华、刘淑云等近50位作者,在省级以上报刊、《精短小说》《乡土文学》《山西焦煤》等杂志报纸,共发表小小说作品近百篇。仅仅三年时间,就让近50位基层文学爱好者创作的小小说,在全国各类报刊遍地开花,并有30多篇被《微型小说选刊》和各种微型小说年度选、各种微型小说年度排行榜选登,不能不说是硕果累累,丰收喜人。我由衷地为李军民的这种热爱小小说创作的文学丹心,为介休市特别是山西焦煤集团汾西矿业职工文学创作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钦佩和尊敬。进而为他们在小小说创作这块花圃里的辛勤耕耘劳作,感到幸福与骄傲,感到快乐而充实。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当代小小说创作,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众多作家的辛勤耕耘劳动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已经形成了广泛而深入的文学气候,不仅在全国各地形成了遍地开花的数量庞大的作者与读者队伍,因此出现的总发行量逾亿册的小小说核心刊物,就是其最突出的标志,而且已经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小小说经典性作品与代表性作家,应该说,它已经成为了一种当代中国令世人瞩目的大众文化现象。但是,也不可否认,在小小说的创作中,自然而然地已经形成一些固化式的“套路”和模型,在过度追求以小见大、结尾突变、精巧别致等艺术美学趣味中,失去了从容大气、复杂精微、内涵丰富、意味深长等文学性的追求,出现了创作上艰以突破的文化与艺术的“瓶颈”。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小说家帕慕克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小说就是用一根针,挖一口井。”其实,这一句话,非常适合于小小说的文学创作特性。小小说,虽然微型短小,但是,它依然是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有着自身尊严与独特个性的重要文体。我们不能因为其小其微,就看不起它,轻视它,小看它,而是应当把它当作一种“庄严的写作”去郑重对待。虽然,它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天短小、敏锐、快捷,以及在叙述技术上有“苦心经营”的奇短性特征,但是,它是对作家想象力、控制力和叙述张力等写作能力的综合考量。假如你用一根针,真能挖出一口文学的深井,让人从“一斑”中窥到历史与时代、社会与现实的“全貌”,窥到现实生活与大千世界的复杂性、丰富性,窥到人性与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犹如在一颗小核桃或豌豆上精微细致地雕刻出“清明上河图”,就不能不让人称其为“小小说的文学大家”了。所以说,在一篇杰出优秀的小小说中,其中凝聚的却是作家更深层次的艺术追求与思考,从其中更能凸现出作家惊人而突出的艺术创造力。

我很喜欢沈良明的《我是谁啊》《家乡的小河始终在心头流淌》《神仙排骨》《七月流火》《有爱,真好》《精神》,李军民的《尉大夫》《矿嫂探亲》《记你一辈子》《小院静悄悄》和刘海红的《父亲的班中餐》《老实人》《那个皮婶》等几篇小小说。倒不是这些小小说就写得如何杰出和优秀,也不是说他们三个就是“小小说的文学大家”,而是说,从这几篇小小说中,可以看出他们走的是小小说文学创作的正途大道,而不是硬去寻求奇、巧、特的文学捷径小道。而是因为他们的这几篇小小说,虽然短小,但是从从容容、宠辱不惊、舒缓沉隐地写出了我们所在的现实世俗生活中的本来样子,写出了我们周边所见的人与人性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更可贵的是,能从他们的语言缝隙与字里行间,读出文学给生活与人的温暖与体贴,读出人在世俗而复杂的生活中艰难生存的善良而正直的人类珍贵的人性品质,读出这些复杂现实社会中的普普通通老百姓的美好人心与较为丰满的人物性格形象。

沈良明《我是谁啊》,写的是一个叫王道的基层文学业余作者的困惑人生。当然,他知道自己叫王道,单位同事和周边朋友中,大家都知道他是谁,“他们笑了:‘你是谁啊?你傻了不是?你是王道啊,大家叫你几十年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在他所遭遇的事情中,“为什么别人总是问我,你谁啊?这让我有点纳闷,在家问家人,在外问朋友,我是谁啊?”比如,有一次,他坐火车出差,见一个小伙子横躺在座位上,一人占了三个人的座,边上的人和服务员和这人理论,这人还待理不理的。他气愤地质问这小伙子,“人在社会上总要讲点公德”,那小伙却“满不在乎的样子”,说“你谁啊?给我上课。”一天上大街,他见有人在街道拐角小便,他“立马赶过去”,“喊了一嗓子,不能随地小便”,“那人并没有停下,掐着他那下边的玩意,问他“你谁啊?警察?”他说“我是不是警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不文明行为要改改,小孩子都知道小便去厕所”。那人边系裤子边骂他神经病。他说你怎么骂人?那人冲他就是一拳,说骂人?我还打你呢?这一拳没有打在他的肩膀上,却打在他的胸口上,让他“胸口像堵了块棉花憋得难受”,他只好拨打了110。警车和警察来了,那人抢着说他狗逮耗子多管闲事,他是冒充警察。警察撕了一张票对那人说当街小便,罚款十元,“然后又说了文明城市文明建设云云,让那人走了”。警察却让他跟着回警局。他想不通,“人家尿尿的都走了,我这管尿尿的,还挨了一拳,却要去警局?我称自己是警察,是为了不让他当街小便,并没有冒充的意思。”警察突然问了他一句:“你谁啊?”他愣了一下,我谁啊?王道呀!我不是警察,“不是就不能管吗?”好在警察没有在他是不是冒充警察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只是说建设文明城市语言要文明,行为要文明,大家要做文明人。”他不知道警察是说那个随地尿尿的人还是说他,或者说他们二人。他想只要让他尽快离开警局,警察说什么都行。“走出警局,外面的空气清爽多了”,他“轻轻地舒了一口气。抬头见前面围着一群路人,便挤了进去。”斑马线上躺着一个老人。他问怎么回事,一个年轻人说,他突然摔倒起不来了。他看了一下老人的脸色和嘴唇,不符合心脑血管疾病的特征,“便招呼年轻人:‘搭把手,把老爷子抬到路边树下。’年轻人说,‘你谁啊?胆够肥。这年头,讹人的事常发生,大家不敢扶,你不怕老人讹你啊?还是等警察来吧。’”他“于是掏出手机拨打了120,然后对大家说:‘有事我负责。来抬人吧。’大家七手八脚把老人抬到树下,”他又对着人群说:“救护车马上就来了,我们在这守着,大家放心,都散了吧!让车通行。”一会儿,家属来了。好像是老人的儿子拨打了110。出警的警察就是他半小时前见过的那个警察。警察见是他,便说,“怎么又是你?你谁啊?”警察这一问,把他彻底问糊涂了。“是啊,我是谁啊?”

是的,问得好啊。你是谁啊?我是谁啊!每个人道德身份的丢失,做人本分的丢失,善良正直这些普通的“人之初”本性的丢失,无疑已经是当下这个世界与现实中最常见、最普遍的社会现象和人性问题。但是,这无疑又是一个复杂的生活现象和复杂的人性问题。米兰·昆德拉在他那本薄薄的小册子《小说的艺术》中,一再强调:“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的精神。每部小说都对读者说:‘事情比你想得复杂’。这是小说的永恒的真理,但是在先于问题并排除问题的简单迅速而又吵吵闹闹的回答声中,这个真理人们听到的越来越少。”(孟湄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6月版,第17页)是的,在现在这个“简单迅速而又吵吵闹闹”的世界中,“被隐蔽在政治多样性的后面的大众传播媒介的共同精神,就是我们时代的精神”,也是太嘈杂而快速变化的,飘渺而不确定的,空洞而不实在的,甚至是离文学性、复杂的生活和复杂的人性很远。所以,米兰·昆德拉才说:“我认为这种精神是与小说精神背道而驰的。”(同上)

作者善于通过对现实生活中“见多不怪”“见怪不怪”的日常普遍的生活现象的认真观察,而且能够透过现象,直抵生活与人性的本质,在小小说这么短小的尺幅中,写出了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写出了人的复杂性与人性的复杂性,写出了这么一个在生活中“爱管闲事”的人的那么一点可爱劲儿和人生的困惑,把形而下的生活写出了形而上的思想,多少具有了些哲学的味道,的确有些“用一根针,挖一口井”的艺术效果。

(上)